1987年，我在师大历史系任教，时值学校大搞教改，学习西方先进教育经验，每学年由两学期改为两大一小的三学期，其中的小学期只有几周时间，小学期中，学生可不再遵循专业，而是全校广开选修，学生则可打破系与专业，自由选课。历史系在小学期开始前，号召大家多开选修，我思忖再三，报了演讲课，名为“演讲的理论与技巧”。在此之前，师大没有人正式开演讲课，我因在那前一年偶然参加的“大连市第四届演讲赛”，获答辩演讲冠军，遂有信心，还买了些小册子看，挺有心得，便乍着胆子报开选修。让我自己绝没想到的是，演讲课居然特别成功，选课者最初只有七十多人，开课后竟将偌大合堂教室坐满，甚至有学生找了凳子坐在过道听课。那以后，我的演讲课越开越多，再后来，校教务处把演讲课规定为各师范专业的必修课。

2001年深秋，机会突然降临，第七届中国名校大学生辩论邀请赛将在沪举行。组委会派人来大连，力邀大连理工大学参赛，被婉拒。大工主管领导很坦诚地告诉对方，本校没有实力参加这样的大赛。组委会已经定下邀请一北方名校参赛，就询问大工主管领导，大连的高校中，哪校实力最强，对方力荐辽宁师大。组委会的人员对师大不甚了了，大工的领导细陈，组委会领导将信将疑，主要考虑师大只在辽宁有名，尚不够中国名校。由于一时又难寻他校，就与师大联系。时任师大党委副书记的曲建武教授努力争取机会，终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良机。

决定参赛之后，所剩时间已不足一个月，那之前的新加坡大专辩论赛，夺冠的复旦大学代表队，全力准备了半年有余。如今的这场赛事，激烈程度可以想象，准备工作难度特别大。学校请我任主教练，那几年，师大的辩论正热，并刚又夺得了大连市的冠军。组队中，我建议校团委，大多选取有参赛经验的优秀队员，在校团委两位书记的主持之下，开始了封闭训练。由于时间太紧，赛程又通过抽签定下，我队的预赛对手是刚获当年上海市高校辩论赛冠军的华东理工大学代表队。大概华东理工认为辽宁师大是最弱之旅，抽签才有这般结果。第一场遇强，让人难再多虑，我遂定下备战原则，力拼首场，稍备半决，次备决赛。当晚备战的心理就是这样，自认实难取胜，只求全力一搏，表现较好，回来能交代即可。

在封闭训练的那些日子，我领队员们一起分析辩题，努力找出辩题之要点。首场辩论的辩题是：高校应不应该向偏科生招手。题涉高考与教育制度，我就请教育专家解析辩题，分析正反方立场。请哲学专家从思辨的角度帮队员们分析双方立场观点，还从外边请来了基础教育专家于景宁先生，帮助解析辩题。在备赛的过程中，我帮三位辩手形成辩稿，并多次修改。又组织仿真试辩，每次试辩后，和每个队员逐一切磋，纠正差误，拾遗补缺。我们一起努力，使自己的矛更锋利，以戳破对方坚固之盾。在备赛的过程中，我还努力给选手做心理调节，帮助大家树立自信，并告诉他们，对方与我们对阵，心理居优，极易小视我们。其实这场赛事中，对方居明，我们在暗，我们更主动，只要我们准备充分，一定会让对方措手不及。赛制中，有小品表演，我们在选拔和确定队员时，对此考虑充分，几位正选队员都具表演天赋，且很放得开。我又全力帮助修改小品情节，甚至包括一句句对白，临出发之前，我请摄影师给大家照了一张相，并题上了“成竹在胸”的字样。

师大辩论队抵上海，组委会迎得很低调，当地媒介报道时，历数抵沪各参赛名校，而用一个等字把师大的名字略去，队员就餐，组委会以人满为由，不让我们对进正厅，这些反都激发了队员们的斗志，大家立誓，一定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并给东道主一点颜色看看。

12月3日上午，比赛开始，我们的队员表现神勇，陈词和自由辩论激情飞扬，辩词透辟，语言犀利，立场鲜明，配合默契，让对手及全场颇感意外。看得出来，对手已有些措手不及。小品表演中，我队将主题诠释得惟妙惟肖。七个评委中，两个来自北京，五个是上海本地人。评委们都是一流专家学者，很公正，毫不犹豫打下了分，结果，我们以明显优势胜出，从而爆出了七届赛事以来，东道主首场被淘汰的最大新闻。当晚，东道主态度大变，亲临我队住处，表示祝贺，并愿全力支持我队，战胜半决赛对手四川大学代表队。

半决赛的对手四川大学代表队也来祝贺，说我们能打败强大的东道主，真不容易。他们在自我介绍时，告诉我们，新川大由多所强力高校大联合，规模胜于北大。川大的教授数量几乎等于师大的专职教师总量。但这并没有吓倒我们的队员，反倒激励大家再努力一搏。结果在半决赛中，我们又力胜川大，并在决赛中打败了华侨大学，终获第七届中国名校辩论赛冠军。

现在回想起来，机会和荣誉永远属于那些有胆识并有准备的人。凡事只要不畏难，肯付出，多少都会有所回报。当然，坦白地说，许多时候，成功中也不排除偶然因素。

（本文摘自我校外语系76届校友、原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赵秀山所著的《爱的教育之践行者心语》一书，有删改）